编者按：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今年是新中国设立教师节40周年。
40年初心不改，老师们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启智润心、因材施教；40年栉风沐雨，老师们勤学笃行、求是创新，乐教爱生、甘于奉献；40年矢志不渝，老师们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胸怀天下、以文化人。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教育家精神。
为庆祝第40个教师节，厦门大学党委宣传部/教师工作部开设了【光荣从教四十年】专栏，一起走近学校光荣从教40年以上的老师们，聆听他们的心声，分享他们的感悟，汲取他们的力量。
本期推出系列报道之38：《高令印：志存高远越鲁闽，学通古今探真知》
高令印：志存高远越鲁闽，学通古今探真知
心系桑梓，志在四方。高令印，这位从山东田野里走向学术殿堂的学者，用他的智慧和执着，书写了令人敬仰的篇章。他的人生，宛如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记录着个人奋斗的历程，映照着时代发展的轨迹。
成长经历：从传统乡野到学术殿堂
“我们山东黄河北岸的庄稼人，历来都是‘闯关东’，而我却是‘下江南’。”高令印这样概括自己成长与求学的经历。
1935年12月，高令印出生于山东省阳谷县张秋镇史塘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家族几代人都不读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全靠种田为生。谈及成长经历，高令印对战争的印象尤其深刻。2O世纪40年代，他的家乡处于最激烈的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拉锯式的夹缝中——黄河北岸。当时属于共产党领导的晋冀鲁豫边区。10岁的时候，在一次日军赶鸭子式的大扫荡中，他抓住牛尾巴跑过一条胡同才逃过灭顶之灾。后来，他加入了儿童团，并成为团长，参加了村上的土地改革运动。1949年初，他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现在的共青团前身）。
1956年夏，高令印通过高考被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录取。虽然他从没有离开过家乡，对厦门知之甚少，但摆在他面前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路费。为了前往厦门大学，高令印向省政府高招办申请到了50元路费，辗转多地，乘坐火车、汽车、轮船等多种交通工具，最终耗时8天才抵达。
当时，厦大历史学系主任是傅衣凌教授，他运用谱志、契约等民间文献研究明清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声誉。在傅教授的影响下，高令印养成了注重谱志、考察等民间资料的治学方法，这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0年3月，高令印提前毕业，并被分配到学校马列主义教研室哲学教研组担任助教。为了把教学和自己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他自学中国哲学史，并对源远流长的中国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心深入研究和挖掘这一丰厚的文化遗产。
1963年9月，高令印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马列著作研究班。在学期间，他不仅钻研马列经典著作，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还特别选修了中国哲学史专家石峻教授开设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程，以及其他外国哲学类课程。他还积极参加北京地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学术活动，聆听知名学者的学术演讲。在不懈的坚持和付出中，高令印向中国哲学史的学术殿堂一步步迈进。
1964年，高令印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仍回到厦门大学工作。
高令印在厦门大学哲学系教研工作
立说传道：与朱子学的深厚情缘
对高令印而言，与朱子学结缘是“偶然中的必然”。1976年上半年，高令印前往闽北朱熹家乡实地考察。一行人从建阳考亭书院、黄坑朱子墓，到建瓯朱文公祠、博士府，再到武夷山武夷精舍，一路上探寻到大量朱子“过化”的遗址踪迹、墨宝画像和古籍善本，他逐一拍照、抄录或购买。高令印回忆道：“闽北山清水秀，古迹遗存很多。印象最深的，是建阳考亭书院的石牌坊、黄坃的朱子墓、武夷山的武夷精舍、朱子对镜写真题以自警（自画像）。”
高令印在建瓯考察到的朱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石刻碑
谈及此次经历，高令印感慨颇多。那时候，每当他看到建阳考亭书院石牌坊淹没在水库里，看到武夷精舍只剩半面墙，总是痛心的。后来，他只身数次到闽北，一待就是数月，走遍了武夷山辖区内与朱子有关的古迹，收集考证的文献资料堆成了小山。也是这些机会，高令印发现了武夷精舍图，为后来重建武夷精舍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教研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高令印善于将历史和哲学的研究方法融会贯通。他利用考察、谱志等地方文献研究朱子学，这成为其研究的特色，也开启了朱子学研究的新领域、新境界。高令印聚焦朱熹的家世、生计、遗迹等，对闽学、福建朱子学、朱子学作出了发凡起例，对其内容和在国内外的传播进行了系统研究，首创“福建朱子学”概念；综合研究中国文化，认为南宋后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是继中原后中国文化新的重心，提出了“武夷文化说”等。特别是，其著《闽学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志书的一种。
高令印、高秀华编著的《闽学志》
高令印几十年来勤奋耕耘，著作等身，成果颇丰，至今已发表文章400多篇，著作20余部。其中，他所著的《福建朱子学》记载了福建朱子学直到近现代的发展历程，囊括朱熹同时期的学者以及后世研究朱子的学者共35人的思想，勾画“福建朱子学”的轮廓，推动了福建的文化传承；与薛鹏志合著的《福建理学史》，阐述了福建理学从唐代理学萌芽时起至清末民初的产生发展过程，尤其是唐宋间国家文化重心向武夷山一带转移的过程，肯定了朱熹及其后继理学家在理学理论、民族大义、道德伦理建设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著名学者张立文曾评价该书匠心独具，智能创新，“具有纵贯性、横摄性、系统性、全面性、独创性的特点”。高令印运用谱志、考察文献来研究朱子学的学术方法，被称为具有开创性，“走一条新路”（美籍朱子学家陈荣㨗语）。
高令印严于律己，生活简朴，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他的学生汪金铭（厦门大学哲学系1979级）这样回忆：“除了做学问之外的东西他都不计较，家里除了满室书香，没有其他装饰的东西。他不喜欢热闹，更不擅应酬，一门心思做学问，以研学为乐，以至他的一位友人说，他是天生做学问的料。高令印外出随身携带的总是学术资料，习惯随时随地记下自己的心得、灵感或资料，有时是小纸条，甚至是随手撕下的日历页……”
在教学中，高令印待人以宽，对学生平等民主，他常说教学相长，师生亦学友。他的学生都喜欢到他家串门，他也常到学生宿舍与同学们交流，话题除学术、学习上的问题外，几乎没有其他闲扯。学生们都说，听高老师聊学术、谈学习，轻松自在，如沐春风。高令印还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强调立足现实，关注学术前沿，广结学术善缘，找准研究领域与课题。他说，做学问要有自己的东西，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优势，力求做到人无我有，人泛我专，人粗我精。
文化传承：学术研究的国际视野
除了潜心于朱子学研究之外，高令印也积极参加和组织各类学术活动，让传统文化不仅仅局限于小部分群体，而是在交流传播中发扬光大。他把握时代脉搏，积极推动国际学术交流。自1984年起，他的身影频繁出现在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学术会议上，不仅代表中国人文学者走向世界，更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高令印在国际学术会议上
他曾费尽心力联合中国哲学史学会等组织，在厦门大学举行了中国首届（国际第二届）“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诚邀海内外129名专家学者共襄盛举，搭建起海内外朱子学研究的沟通桥梁。
出席厦门大学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代表合影（前排左五）
受李退溪后代李龙兑的邀请，高令印曾作为中国大陆最早一批受邀参会的学者参加了国际退溪学会议。他以此为契机，在《福建日报》开辟专栏，连续发表数l0篇关于李退溪的文章，成为向国内介绍这位韩国大儒的先行者。他在国内首先开始对朱子学在国外的分支“韩国退溪学”的研究，于1991年10月出版《李退溪与东方文化》一书。该书由韩国知名学者李楠永译成韩文，获韩国“第４届退溪学国际学术奖”。在第八届国际退溪学会议上，高令印指出：“退溪学是朱子学在韩国的代表，其根源在福建。”这一论断得到了国际学界的普遍认可。
高令印获韩国第四届退溪学国际学术奖
高令印不仅吸收了众多国际学者的先进研究成果，更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文化纲要》一书。该书于1987年5月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文化综合研究的学术空白，是国内首批全面吸收国际学者观点的人文社科类论著之一。
进入耄耋之年，高令印依旧笔耕不辍。他秉持着造福后学的初心，将参与学术会议的各种文献、与学者们的书函和交流资料等，编纂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参与的朱子学纪实》。高令印说：“希望这些文字、图片资料能为研究朱子学的后学打些基础，提供些参考。”该书完整保存了他珍藏的学术文献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是全面认识20世纪末以来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
高令印书院
“走下站了半个世纪的讲坛，退休多闲，有暇回顾自己的学问、经历，善始善终。”高令印的学术生涯，是一段与时俱进、不断探索的历程。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他始终坚持“辅旧邦阐新命”的理念，致力于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推动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和国际传播。他以深邃的学识、开阔的国际视野，不仅丰富了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更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构建和谐世界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正是这样的学者，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在全球化的今天，继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
（文：哲学系 安维开、蔡芷妍、林亦儿整理 图：受访者提供）
【人物名片】
高令印，男，厦门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1935年12月生，山东阳谷人，世界知名朱子学专家。1960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班。历任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副理事长、福建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学术顾问、中国朱子学会名誉会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学术委员等。曾获武夷山申报世界双遗产“突出贡献奖”、福建朱子学“文脉奖”、韩国“第四届退溪学国际学术奖”、北京汤用彤国学奖，以及省市政府颁发的多种学术奖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发表文章400余篇，出版专著《福建朱子学》《朱熹事迹考》（韩国朱昌均译部分为韩文）、《闽学概论》《闽学志》《李退溪与东方文化》（韩国李楠永译为韩文）、《中国文化纲要》《王延相评传》《游酢评传》《福建理学史》（合著）、《朱子学通论》（译成英文）、《简明中国哲学通史》《中国禅学通史》等20余部，事迹载入国内外多种辞传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