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巍巍厦大，薪火赓续；弦歌不辍，师道绵长。

一代代厦大教师扎根鹭岛沃土，坚守育人初心，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他们深耕课堂、润物无声，以学识点亮学子前路；他们潜心治学、笃行求真，以匠心深耕科教沃土；他们薪火相传、守正创新，以担当诠释育人使命。

为致敬师道风范、赓续育人薪火，厦门大学党委宣传部/教师工作部开辟【我的厦大老师】专栏，记录师生温情瞬间，讲述动人育人故事，厚植师者使命担当。

本期推出系列报道之二：《弘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缅怀恩师赵民、向刘骏》

弘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

——缅怀恩师赵民、向刘骏

●潘世墨

 甲辰龙年清明时节，我带几位学生到同安区安乐陵园给赵民老师、向刘骏老师扫墓。尽管赵老师离开我们已经18年，向老师逝世也有11年了，两位恩师慈祥的面庞、睿智的言谈，如同过电影一般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他们是普通的教师，可是他们的人生经历、学识造诣、人格境界，却有着不普通之处。

 我是“老三届”知识青年，1978年2月考取厦门大学哲学系。“形式逻辑”是哲学专业的必修课程，我是班级逻辑学的科代表。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思维与语言是密不可分的吗？》的指导教师就是赵民老师。大学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社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哲学专业二年级的学生，我们也积极投入这场大讨论之中。我和几位同学通过学习、探讨，形成了一篇论文，得到赵民老师的重视，通过他的推荐，这篇题为“试论在检验真理过程中逻辑证明与实践证明的辩证关系”的论文在《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年第1期上发表。大学毕业后，赵老师推荐我留校担任逻辑学教师，我与逻辑学也结下终身缘分。赵老师及其夫人向刘骏老师成为我事业上的引路人，我前行的每一步，都有他们的身影。为了提高我的业务水平，赵老师做了精心的安排，包括让我参加在职培训、学术活动和出国访学等。教学上，赵老师热情鼓励，让小人物扛大旗。他推荐我这个“年纪不轻的年轻教师”担任汕头大学“法律逻辑”课程主讲教师。令我深有体会的是赵老师在学术上对学生的宽容与包涵。赵老师的专长是康德哲学、黑格尔逻辑学，他并未因我没追随他的研究方向而对我“另眼看待”，而是教导我，逻辑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登堂入室不易，理论创新更是难如登天。他希望我不要急于求成，要有一辈子坐冷板凳的准备，要在教学中打好专业基础，有一定知识储备之后再考虑发展方向。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三十余年，我与赵老师、向老师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早些年，从我家居住的东村到他们的寓所凌峰楼小区，只要翻过一个山坡，抄小路十几分钟就到了，因此我经常登门拜访老师，是他们家的常客。时间长了，我们的聊天话题范围不局限于逻辑教学。他们是北方人，对闽南的世俗民情、厦大的历史掌故饶有兴趣，而我想更多了解逻辑学界的名人逸事。老师家的客厅非常简朴，没有装饰，更无时髦家具。通常是我与赵老师围着一张四方饭桌坐着，向老师习惯在客厅踱步。赵老师话语不多，总是先静静地听我提出话题，然后慢条斯理地应答，向老师偶尔插话。在讨论某一个问题时，他们总会从不同角度思考，做出周密的分析，使我受益良多。两位老师的烟瘾特别大，几乎是不停地抽烟，也许是早年经常要熬夜写文章、工作压力太大所致。对此我不介意，我的父亲、兄弟都吸烟，我不抽烟但不厌烟味。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讨论、聊天。久而久之，在赵老师、向老师眼里，我已经是他们的知心朋友，而在我的心中，虽未入师门，却始终执弟子礼，他们永远是我敬重的老师。

 赵老师、向老师在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没有从政走仕途，而是选择到高等学府求学，转型成为学者。他们被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赵老师本科读经济学专业，向老师读数学专业。他们又作为优秀毕业生，被录取到刚成立的苏联专家尼基金逻辑学研究生班深造。赵老师的长女赵时英说：“正是在研究生班上，尼基金教授老用俄语夸奖妈妈是‘умнаядевочка’（聪明的女孩儿），爸爸才注意她、追求她。”毕业后他俩同时留校，担任哲学系逻辑学教师，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相似的家庭背景、革命经历，共同的理想抱负、职业选择，促使赵老师与向老师走到了一起，成为一对志同道合的“逻辑”夫妻。

 20世纪50年代，赵老师在人大哲学系担任逻辑学教研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先后开过多门哲学尤其是逻辑学课程，编写的《形式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教科书在全国发行。向老师长期开设逻辑学课程，在《教学与研究》《哲学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50年代末，学术界权威周谷城先生与逻辑学界有过一场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辩论。向老师发表了《也来谈谈演绎推理在认识中的作用》一文（署名“刘骏”，载《新建设》1959年10月号）与周谷城商榷，周谷城写《评刘骏先生的演绎作用论》文章（载《新建设》1959年12月号）进行反驳。周老先生没有想到，“刘骏先生”居然是一位年不过30岁的女教师！

50年代，赵民、向刘骏合影（摄于中国人民大学）

70年代，赵民、向刘骏夫妇与三位女儿（摄于新疆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于60年代主持编写的《形式逻辑》（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我国第一部全国高等学校逻辑学教科书，向刘骏、赵民与方华、吴允曾、周礼全、晏成书、诸葛殷同、麻保安等专家、学者，分别承担全书8个章节的编写工作，王宪钧、汪奠基、周礼全诸位先生先后参加书稿讨论、修改工作。在当年，这个写作班子成员都是我国逻辑学界赫赫有名的领军人物与青年翘楚。北京师范大学朱耀垠教授回忆说，赵老师对他讲过参加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编写工作的经历。他说，这部教材是精雕细刻之作，1963年起草组成员集中在一起，经历了几个月的反复磋商、推敲。这部教科书代表了那个时期我国形式逻辑教材的最高水平，曾影响了几代青年学生乃至大批逻辑学爱好者、自学者，至今仍是研习逻辑学的重要读物。

 1964年7月，赵民夫妇奉调支援新疆大学，担任政教系哲学教研室教师，在大西北工作、生活了13个年头。1976年，厦门大学哲学系复办之际，集聚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工作能力强的师资力量，系主任邹永贤、总支书记罗芬，以及张澄清、汪澍白等，都是新中国成立前投身革命事业的老同志。1977年4月，赵老师、向老师调入厦门大学，赵老师先后担任哲学系副主任、主任。赵老师、向老师加盟之后，厦门大学逻辑学学科得以长足发展。1979年在北京通县召开的第一次中国逻辑学会大会上，赵老师当选全国逻辑学会首届理事会理事。1980年全国逻辑学会辩证逻辑专业委员会在厦门大学成立，赵老师被推选为副会长。1981年赵老师开始招收逻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第一批研究生陈嘉明、陈振明、朱士群及以后的朱耀垠、丛杭青等人，毕业后分别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攻读博士学位，事业有成，受聘重点大学，成为知名学者。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点首批5位博士生导师，其中就有4位是赵老师的弟子（陈振明和陈嘉明）或者私淑弟子（徐梦秋和潘世墨）。

 赵老师于1994年离休，离休前为厦门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哲学系副教授。向老师于1986年离休，离休前为哲学系副教授。两位老师坚守讲坛40余年，无愧为中国高校逻辑学教学园地的辛勤园丁。令人不解的是，赵老师、向老师离开讲台时的教师职称只是副教授，而不是正高职称。要知道，高校教师最为看重的就是职称，职称是教师水平与地位的标志。回顾赵老师、向老师的学术之路，他们在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并没有像多数青年干部那样，进入党政机关，而是走求学从教的道路；也没有像许多“红二代”那样，从事自然科学、国防科技方面的研究工作，而是选择人文社会科学，还是冷门的逻辑学科作为奋斗目标，足见他们具有独立的思想和不同常人的视野。殊不知，论资历，赵老师50年代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是厦门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政法学院副院长，是哲学系两位最早招收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之一；论学术水平，赵老师在50、60年代就发表了多篇论文，参加编写了几部有全国影响的教材；论外语水平，赵老师研究生阶段的授课教师就是苏联专家，他作为留苏预备生，外语不是障碍。不过他对青年教师的职称还是关心的，几次过问我晋升职称的条件是否达到，提醒我要抓紧。向老师的情况也是如此，她是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人大研究生毕业后走上大学讲台的老同志、老教师。我曾经提及这个话题，他们总是避而不谈。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根本就没有提出正高职称的申请。晚年赵老师无意之中谈到这个话题，仅仅表示看不惯职称评审中存在一些弄虚作假、争名夺利的不正之风。向老师也曾经表达，国家给离休干部的待遇非常高，她不和别人争这个名分。他们对待住房的态度也是如此，从凌峰6号楼（教授楼）搬到了海滨东区17号楼，这可是讲师职称的 C 类单元，而不是高级职称或者离休干部应有的 A 类单元。但两位老人认为，从半山腰搬下来，回家不用爬山了，又是新房子，这就很好了。两位老师都出身于红色家庭，他们的父母都是20、30年代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在两位老师身上，我看到了为师从教不追求名利、不随波逐流的崇高境界。

渐行渐远的背影（摄于厦门大学鲁迅广场）

 2023年9月9日，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致信与会教师代表，强调广大教师要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弘扬教师群体中涌现出的一批教育家和优秀教师身上所展现出的“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方向。

我们在仰望大师级人物的同时，应当看到在我们身边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教师。或许，他们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大教育家有所不同，并非著作等身、赞誉环绕，可是他们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一辈子坚守三尺讲台，当然称得上是杰出的教育家，“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同样在他们身上熠熠生辉。赵老师的小女儿赵红英回忆父亲曾经神情凝重地对她说过：“做老师是一件很苦的事，就像蜡烛燃烧自己。”千千万万的人民教师，就像一簇簇蜡烛，燃烧自己，给予人们丰富的知识，铺平人们走向成功的道路；更像一座座灯塔，不舍昼夜，给予人们做人的道理，为人们指明奋勇前进的方向。教育家头衔不仅仅属于聚光灯下的大师，也属于每一位在教师岗位上辛勤付出的“无名者”。两位老师虽然只有副教授头衔，却为国家输送了优秀的人才，真正践行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历史使命。“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他们的光芒往往隐没于洪流之中，不容易被人们看到。中国有非常庞大的教师群体，“平凡的大多数”才更能展现真实的情况，更能体现“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因为最深的缅怀是弘扬，最好的纪念是传承。

【作者简介】

 潘世墨，男，厦门大学1977级哲学系校友。曾任厦门大学校友总会副理事长、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厦门大学常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