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巍巍厦大，薪火赓续；弦歌不辍，师道绵长。

一代代厦大教师扎根鹭岛沃土，坚守育人初心，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他们深耕课堂、润物无声，以学识点亮学子前路；他们潜心治学、笃行求真，以匠心深耕科教沃土；他们薪火相传、守正创新，以担当诠释育人使命。

为致敬师道风范、赓续育人薪火，厦门大学党委宣传部/教师工作部开辟【我的厦大老师】专栏，记录师生温情瞬间，讲述动人育人故事，厚植师者使命担当。

本期推出系列报道之三：《我们难忘的厦大生物系老师们》

我们难忘的厦大生物系老师们

● 潘  亮

1977年12月16日，福建恢复高考的首日，我是闽北顺昌县的知青考生，在当地埔上中学参加了高考。当时正在宣传陈景润，我脑袋一发热，第一志愿就报了厦大数学系，尽管成绩还行，但落选了。厦大数学系，录取分数太高，数学单科须93分，且是理科最小的系，名额很少。当时国家采取一些对知青相对照顾的办法，并有补录到新疆、西藏大学和南平师专（数学专业）等机会，但终无所成。

1978年，恢复了夏秋季高考，我终于从田野走进厦大生物系。当时，厦门大学1977级与1978级的学生是同年入学的，仅隔半年。

我入学迄今，不知不觉已经48年了，在母校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忆犹新，尤其是生物系的老师们，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生物系有许多品行高尚、学识丰厚、关爱学子、师德优秀的好老师，当时系里的牛书记和杨书记、系主任黄厚哲、系办主任蔡绵绵、辅导员史老师，都给我们留下难忘记忆。尤其是几位德高望重的知名教授，他们的潜德幽光一直影响着我们一生。

一

汪德耀，曾任厦大校长，德高望重。刚入学时，由于生物系有些教师都尊称他为“汪先”，为何这样称呼，我们不了解，但可以看出称呼时饱含敬重之情。每次有人打招呼，汪老总是含笑抬手或点头回应。不久，许多1977级、1978级同学也随其他老师那样称他为“汪先”。

汪老早年就学于著名的法国巴斯德研究院，那是世界“微生物学之父”巴斯德曾经工作的地方，也是近代细胞生物学发源地。有次上实验课，老师小心翼翼地从标本盒中取出一张观察细胞质的教学玻片，告诉我们那是汪老当年在法国制作的，是系里的珍宝。

生物系永远的“汪先”

汪老担任厦大校长期间曾与学生同台演话剧，上课声音洪亮，国语标准，同学们一致认为听他的课是莫大享受。在学期间，《厦门晚报》曾连载汪老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通信摘登，我们极感兴趣，中午午休时大家都争相“阅报读信”，由于只有一张报纸，宿舍里午休时就每天轮流由一位同学读信，大家闭目静听。同学中南腔北调的口音及读出的错别字，常常引发大家一阵哄笑，成为紧张学习之余的难得又特殊的午休。

记得有次厦门刮台风，厦大校园里好些树被刮倒了。汪老前来上课，他说：“你们下课后到校园内好好看一下，哪些树倒了，哪些树没倒，分析一下，写篇论文，我看可以，就特批你们提前毕业，不必再读书了。”很多同学果然去看了，但这些树属于何种科、属、目、种，为何倒或不倒，岂是那么简单的。不过汪老的睿智、幽默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先师已逝，风范长存。2003年，厦大举办汪老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生物系举办专题学术报告活动，我们特意与各地同学相邀一同返校参加，缅怀汪老，感恩教诲。

1981年厦大60周年校庆期间，汪德耀（前排左）与卢嘉锡（前排右）及香港校友（后排）合影

二

唐仲璋，寄生虫学家，与女儿唐崇惕“父女双院士”的佳话长传。在抗战烽火岁月中，唐仲璋和妻子郭如玉深入福清东张血吸虫病重疫区，首次明确了福建流行的血吸虫病病原种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送瘟神”打下坚实的科学基础。师母虽是家庭主妇，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长期在唐氏生物标本制作处工作，既是唐老的生活伴侣，更是得力助手，唐老许许多多准确、精细的寄生虫图谱都出自她的手笔，令人叹为观止。唐老福州口音较重，上课时感觉用普通话表述不流畅时就干脆直接讲英文，但有时不自觉脱口夹着几句地道的福州话，我们几位来自福州的学生心领神会，暗自发笑，但外地学生常面面相觑。后来唐老上课，外地同学都争相与福州同学坐在一块儿。

和蔼可亲的唐老

后来，我的工作单位要拍摄一部福建消灭血吸虫病的专题资料片，首先想到应先拍唐老。他那天非常高兴，整理了许多资料，特意穿上新衣服，接受了采访、拍摄，但片子制好后他却永远无法看到了，大家看着片中他的音容笑貌，都非常难过。为人民作出贡献的人，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学子们更是终生难忘！

厦大动物学系首任系主任秉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上书毛主席，痛陈血吸虫病种种危害，要求“灭瘟神”。而福建福清东张一带是血吸虫病主要疫源地，大片滩涂湿地，遍布钉螺（血吸虫病的宿主）。唐仲璋等科学家牵头建议，在当地建设水库，利用大型水利工程，彻底淹没疫区疫源地，为福建根除疫源，可谓利在千秋，功德无量。

三

黄厚哲，1977级、1978级就学期间，他是当时生物系系主任。黄老曾教授我们普通生物学，他讲课条理清晰，论说严谨，从不拖泥带水，鼓励学生有问题就要当场提问。1981年，厦大60周年校庆期间，他邀请一位武汉大学的女院士前来作学术报告，这位院士（当时称为学部委员）正是生物系黄老师的早期学生。整场报告期间黄老师始终站立在讲台边上，亲自为报告人擦黑板（当时没有投影等设备），这位报告人很是惊讶，反复请黄老师到台下就座，他都不肯。有位学生干部上台，要求替黄老师擦黑板，黄老师说：“你坐回去认真听，今后你当选学部委员，也回来作报告，我也为你擦黑板。”台下同学纷纷鼓掌。他那种对学术的敬仰之情让全场学子极为震撼，真是一场无形的身教。近年来，我们还从校史资料中了解到，黄老师是中共厦大早期地下党员，老革命，解放前夕成功策反了南安县军官，助力和平解放，真是了不起！

四

林鹏院士，红树林之父。林院士虽然没教过我们，但他对植物学的精深造诣，他曾力主保护好各地红树林的果敢事迹，都令我们深为感动。他因车祸不幸去世的消息我们是在网上看到的。后来，我们在“福建环保志愿者网站”上开辟的追悼专栏上留言：“我们无比尊敬的红树林之父，就这么静悄悄地走了，你要远行去何方？蓝色海洋中的红树林永远陪伴着您，翱翔万里云天的白鹭啊，永远歌唱您。”

岁月流逝，蓦然回首，我们毕业已48年了，同学大部分已经退休。我们这批学子，有幸跟随祖国改革开放40多年一路走来，踏踏实实在各自本职岗位上辛勤工作。以我所在的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来看，厦大校友30多人，毕业年限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2000年，发表、出版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专著、论文，获得一批有很大价值的科技成果，是一支充满活力的生力军。例如，严延生主任率领的艾滋病防治团队，是目前国内分离病毒最多的实验室，不断有发现和新突破，他们与母校生物系合作研制开发成功的“艾滋病基因诊断试剂盒”具有独立知识产权，为防控工作发挥重大作用，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程由注校友承担的“日本棘隙吸虫人体自然感染发现及其流行病学临床学研究”“福建省人体寄生虫分布及流行规律的研究”等项目分别获原国家卫生部重大医药卫生科技成果二等奖，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中华医学科技成果二等奖。棘隙吸虫是否感染人，能否引起发病？他查遍资料，发现在世界上尚无报道，为确定这种寄生虫对人体的感染与发病过程，他大胆决定做自身人体感染试验。这是一项极具风险的试验，同行劝阻，家人反对，但他义无反顾。在同事们的精心设计下，他先后两次吞服了数百个活虫卵，让虫体在自己体内发育成熟，并引起自体肝部系列病变，随后服药驱出成虫，这是世界上首次进行的这种寄生虫人工感染人体的全过程。他的研究结果在国际权威寄生虫期刊上发表，并因此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据了解，他已是第二次做此类“危险试验”，甘献吾身为人民。已故老校友洪朝长曾获得“吴阶平医学成就奖”。我自己则在福建首先发现莱姆病、辛德毕斯病等新传染病种，在预防医学系统中是首位获得“运盛（福建）青年科技奖”的，还有“省职工创新一等奖”“农工党中央抗击非典先进党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贡献先进个人”等荣誉。这些都与生物系老师的悉心教诲无法分开。

历尽风霜，痴心不改，“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应是厦大1977级、1978级多数学子的精神特质。母校更强更美，而那些曾经谆谆教诲我们的老师们，更是一生难忘。

【作者简介】

  潘亮，男，厦门大学1978级生物系学生。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主任技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