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巍巍厦大，薪火赓续；弦歌不辍，师道绵长。

一代代厦大教师扎根鹭岛沃土，坚守育人初心，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他们深耕课堂、润物无声，以学识点亮学子前路；他们潜心治学、笃行求真，以匠心深耕科教沃土；他们薪火相传、守正创新，以担当诠释育人使命。

为致敬师道风范、赓续育人薪火，厦门大学党委宣传部/教师工作部开辟【我的厦大老师】专栏，记录师生温情瞬间，讲述动人育人故事，厚植师者使命担当。

本期推出系列报道之十二：《音乐学界的“周畅现象”与厦大模式》

音乐学界的“周畅现象”与厦大模式

● 项  阳

我与周畅先生首次见面于1982年的烟台。那年夏天，教育部“全国高师中国音乐史讲习班”由山东师范大学音乐系承办，学界多位著名学者到场授课，黄翔鹏、郭乃安、李佺民、夏野、冯文慈、汪毓和、陈聆群、周畅等诸位先生从多学科视角讲授，既有通史又有专题，一个多月的时间使40多位学员收获巨大，后在学术研究上多有建树。周畅先生是古代音乐史授课教授之一，他对《胡笳十八拍》声情并茂的教学、对作品鞭辟入里的分析，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1986年夏天，我接到孙继南老师转来的周畅先生信函，内容是请孙老师动员我考他的研究生。这给我以动力，经过努力，我终于在1988年进入厦门大学，追随先生学习。

入学第一课，先生的一句话让我铭记终生：“厦门大学旁边就是海，你还会只到游泳池游泳吗？”先生要我充分利用综合大学的学术与学科优势，调整知识结构，拓展知识面。他说，音乐学是社会科学，要把音乐本体和文化整体一并把握，这需要多学科知识，厦大具有优势。先生建议我去中文、历史、哲学等系选修课程，称厦大鼓励跨系学习。他让我制定跨系选修的课程规划。先生为我推开一扇门，我循径前行。三年间跨系选课的学分几乎等同于在本系的应修学分，为我从事音乐学研究打下较好基础。

我的几篇跨学科作业经修订后先后发表在《中国音乐学》《音乐艺术》《天津音乐学院学报》《民族民间音乐》《音乐小杂志》等期刊上。适逢校庆，学校奖掖学子，作为厦大音乐系首届研究生的我意外地获得了“嘉庚奖”，奖金八百元。我考虑将奖金用于学术考察。我规划了从厦门出发，经浙江、山东、北京、内蒙古、河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返厦的考察路线，旨在探究中国弓弦乐器在中原与民族地区的当下存在。先生讲道：“这需要很多钱吧，从我科研经费中补贴你五百块。”于是，我揣着一千三百元踏上征途（当时火车票尚未涨价），寻师访乐，上溯下探，眼界与脑洞大开，直到“弹尽粮绝”方归。先生满意于我的学术考察过程，对论文结构及细节不断追问和启迪，促我进步。论文完成后，先生请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江明惇先生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乔建中先生来主持我和蓝雪霏师姐的答辩，论文评语确认有“学术突破”。乔先生讲：“我觉得你跟音乐学院培养的研究生在知识结构上不一样，音乐研究所需要你这样的类型。”随后，他接纳我到音乐研究所工作。我的学位论文节选发表于《中国音乐学》《音乐探索》《音乐艺术》《星海音乐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多年后拓展充实，最终以《中国弓弦乐器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呈现。

2014年作者（左）和周畅（中间）夫妇合影

进入音乐研究所后，乔建中所长让我承担《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大象出版社，2000年）的编纂工作。我运用在厦大掌握的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方法，在数年间较好地完成了该卷的考察与编纂任务，并在考察过程中敏锐地注意到历史上官属乐人之后代——乐户后人当下存在，为博士论文打好基础。此后，我多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从《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出发，开启了乐籍制度—中国礼乐文化—中国音乐文化史的研究路径。所有这些成就，我都由衷感谢周畅先生的教育理念和厦大模式对我的实质性影响，使我受益终身。

周畅先生这种借助综合大学学科和学术优势进行音乐学专业教育的理念，是在进入厦门大学之后逐渐成形的。厦大1983年创建艺术教育学院，1985年，周畅先生与方妙英先生两家从武汉迁居加盟，成为元老。中国的音乐学研究生教育起始于音乐专业院校，改革开放后逐渐在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展开，形成三种类型。音乐学这一学科在综合大学中设置，确有优势，因为专业音乐院校在音乐表演和创作领域绝对领先，但在文化整体意义上有不足之处。1996年秋，中央音乐学院承办“全国音乐学研究生教学与培养研讨会”，我将自己在厦大的学习经历与大家分享，建议将音乐学课业分为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非音乐专业课三类，专业音乐院校学生在非音乐专业课一类中可跨校选修。师友戏称我在宣扬“厦大模式”。这一建议被多所音乐专业院校采纳，其倡导者正是周畅先生。

接近世纪之交，音乐学界的“周畅现象”引发关注。先生借助综合大学优势、跨学科因材施教的模式培养出的一众弟子先后进入多所大学任教。在当时全国只有北京、上海、香港、福州等少数城市的院校有音乐学博士学位点，先生的十多位弟子比较“拥挤”地成为博士研究生，走出一条“厦大模式”培养路径，这是学界称之为“周畅现象”的道理所在。先生仙逝后，中国音乐史学会发表悼念文章，称“他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针对性地因材施教，开掘他们的学术潜质。在短短二十年间，他指导培养出了一批中青年音乐学家，成为国内许多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术骨干，因而被音乐学界同仁誉为‘周畅现象’”（中国音乐史学会官微，2018年7月28日）。先生在1995年获得厦门大学颁发的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后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颁发的教师奖。可见，一位有思想的音乐教育家影响了一个团队，并将火种和理念延伸。学科基础扎实和学位论文有独到观点显现出学术视野的开阔，特别是厦门大学艺术教育学院成立时间不长，尚未有博士学位点的情状下，取得如此成绩，是学界关注的动因。由此学界也在思考音乐学专业在综合大学设置的意义。

2003年作者和周畅老师（左）合影

先生不断进行教学实验探索，以丰富和充实其教育理念。他为研究生开设多门课程，包括用英语讲授“西方音乐史”；他因材施教，学生论文涉及面广，从古至今，从中原到边地，因地制宜，从艺术本体到文化整体，既发挥综合大学优势，又见先生的宏观视野。他提出“四环教育”理念并付诸实施：抓紧一环——音乐系内教育；用好二环——校内教育；重视三环——国内专家教育；争取四环——国际专家教育。这样的教育理念在先生担任系主任期间得以实践，是弟子们的福分。我以为，当下无论专业音乐院校、师范院校还是综合大学，其音乐学专业教育若能依这样的理念实施，必会促进学科进步。

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后到中南音专（现武汉音乐学院）专任中国音乐史教学。音乐史这门学科，学界认定自20世纪20年代初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古代音乐史确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整体把握既有研究框架，为具有明显时代特征、集体统一思想的产物。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属新编初创，由众多学者统一架构。文化部属下的音乐研究所承担了两种通史的编纂任务，其做法是将多院校专任教师和有相关研究的学者召集起来共同编纂。周畅先生在50年代和70年代多次来所，参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中国古代音乐史的集体备课与写作，两种著作都融入了先生的心血。

改革开放初期，各院校音乐史通史教材多围绕集体认同的框架和体例展开，周先生慎重考虑，不再出自己的版本。先生的两本文集《音乐与美学》（2001）和《中国现当代音乐家与作品》（2003），面对一个个独立研究对象深入挖掘内涵，许多研究有开创之功，思想深邃却通俗易懂。他注重美学理论与音乐作品的有机结合，“既重感性体验，又重理性分析”，形成独特的研究风格，真可谓“累累乎端如贯珠”。先生的代表性论文多篇，弟子更看重《我国古代音乐美学中“和”的观念》和《音乐的情感与形态——“通质同构”》。前一篇敏锐地把握住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核心意义，无论礼乐还是俗乐，都贯穿以“和”，可谓扼住“牛鼻子”。该文发表于1980年，是改革开放之初的经典之作。另一篇从美学视角把握音乐的内在逻辑关系，学界评价其“具有开拓意义的贡献”。

先生特别关注南音这一文化瑰宝。他多次考察泉州、厦门的南音，对南音“谱”进行辨研，系列论文刊载于《音乐研究》上，得到南音界高度赞赏。泉州南音网称先生的《南音“谱”的审美价值与四大名谱》一文是“有史以来很少见的用音乐美学深入细致地分析南音‘谱’的美学价值的精美华章”。“作为保留古曲的原貌，万勿去改动它；作为适应今人欣赏的要求，适当地加以精简，是明智的。但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古曲原貌无与伦比的历史价值，切勿以改编或简编去代替原作，否则又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成了糊涂人。”（泉州南音网，2019年8月4日）先生的学术研究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逻辑清晰，文采洋溢，情感真挚，辨析细致入微，整体把握，视角独特，为后学立标。

先生祖籍广东大埔，出生于香港。1983年加入致公党，调入厦门大学后参与致公党厦门市组织的筹建并任副主委，1992年任致公党福建省主委，并成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委员，为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先生在全国政协委员任期内的多个提案关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体现了他对传统的敬畏，亦体现了他的学术意识和慧眼。先生永在弟子们的心中！

【作者简介】

项阳，男，1988—1991年就读于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河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